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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9-06-16 11:09

說起來, 認識曾攀也不少年了, 但我們真正熟悉起來, 是從2013年底曾攀找我做博士后合作導師時開始的。當時我們正在做一個中國文學海外譯介與研究的項目, 所以討論博士后選題時, 我建議他圍繞這個項目來設計選題, 展開博士后研究。應該說, 這個項目是有相當的難度的, 既要有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精深的把握, 同時又要大量查閱國外文獻, 但是, 曾攀卻迎難而上, 經過兩年的努力, 拿出了二十余萬字的研究資料和近十萬字的出站報告《海外漢學的跨文化視閾——以英語世界對中國近現代小說的譯介和研究為中心》, 完整翔實, 頗多新見, 著實讓人眼前一亮。短短兩年多的時間, 除了完成博士后課題, 他還完成了十余篇研究論文和批評文章, 讓人刮目相看。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豐碩的成績, 我想除了曾攀的才氣與靈氣, 更多的是他的刻苦與勤奮。我們身邊不乏才氣與靈氣的學生, 但還能像他這樣勤奮與刻苦的, 確實不多見了。

從文學史研究、海外漢學研究到當代文學批評, 我們可以看到曾攀有一條自覺與明確的學術路徑。曾攀最先的興趣點是當代文學研究與當代文學批評, 他研究余華小說的記憶機制, 非常敏銳地提出了余華小說的內在記憶機理表現在“原我”記憶、“述我”記憶和“他我”記憶三個層面, 在記憶機制的作用下, 作者在經驗歷史和現實記憶中建造起了龐大的文本世界。但隨后他轉向了現代文學研究, 以郁達夫等作家的小說為研究中心, 從心理分析的角度, 來討論現代文學中包孕著“夢”意象與隱喻的小說文本, 從而揭示出現代文學的某些生成機制和話語實踐。不僅如此, 他更進一步, 選擇了晚清民初的文學創作, 展開跨文化研究, 并出版了相關的專著《跨文化視野下的晚清小說敘事——以上海及晚近中國現代性的展開為中心》。博士后進站時, 曾攀又闖入海外漢學領域, 以英語世界中國近現代小說的譯介和研究為中心, 重新思考海外中國文學傳播的“跨文化”因素, 聚焦海外漢學“跨文化”之為何與何為, 探索在跨文化語境中海外漢學研究的理論視野、知識系統和話語形態, 同時也對其中的洞察與偏見進行考究辨析。從當代文學批評到現代文學研究再到海外漢學研究, 學術取向上的自覺求變, 讓曾攀對晚清以來的中國文學有了深入而完整的認知, 對晚清以來的中國現當代文學批評史和研究史, 也有了宏觀而深切的把握。這樣的自覺與積累, 成為曾攀現在從事當代文學研究有別于他人的最鮮明的優勢與最強大的底氣。

曾攀近年來的當代文學研究, 主要圍繞兩個方面進行:一是廣西文學研究, 二是當代文學批評。兩者當然不是完全分割的, 而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一方面他總是將廣西文學置于當代文學宏觀語境下來加以考察, 另一方面他又對當代文學展開廣泛的批評, 從而助力廣西文學的發展。他的當代文學研究做得風生水起, 成績喜人, 作為曾經的合作導師, 也作為同行, 真心為他高興。

韋勒克曾經把文學理論、文學批評和文學史研究視為文學本體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1, 真正優秀的文學研究, 往往是三者的有機融合。曾攀的廣西文學研究, 從一開始就自覺地圍繞韋勒克提及的三方面加以規劃, 顯示出了他不同一般的視野與深度。首先是關注文學作品, 他主持桂學研究院的“桂籍作家研究”項目, 從2016年起操辦“文學桂軍點將臺”專欄, 一直堅持至今, 圍繞廣西本土的作家作品展開討論。每一期針對一位作家, 組織四篇稿子, 評論之集中、觀點之新銳、闡述之深化, 的確做出了自己的風格和特色, 其中不少文章都別具只眼, 發人所未發。讓我感受最深的, 是曾攀寫白先勇的一篇評論《那些迷失歸途的靈魂, 兀自發出光亮——從白先勇離散文學中的廣西書寫說起》。他提出, “對離散文學的關注, 不能簡單梳理為歸鄉與歸根, 而應當關注那些迷失歸途, 抑或在暢望中建構新的自我的努力。從這個意義上而言, 白先勇的文學書寫, 賦予了離散之靈以新的悲懷和寄托, 從中能見出他們的掙扎與守望、撕扯與沖決, 并依此建構起具有豐富意涵的離散主體, 這也是我們今天重新談論離散文學的意義所在”2。也就是說, 首先是曾攀從白先勇的小說中, 讀出了離散文學在哀痛與悲憫之外, 真正應該面對的問題:超越悲喜, 回到自我, 重建生活。除此之外, 從知名作家陳建功, 到本土的文學新星小昌等作者, 都在曾攀的策劃與組織中, 得以呈現出新的批評面貌;其次是文學批評, 曾攀提出了“桂派批評”的概念, 并在當地學報中開設專欄, 每期以一位廣西的批評家為中心, 采取靈活多樣的評述方式, 邀請區內外專家及批評家本人撰稿, 以體現廣西批評界的整體風格, 并將之做成一個譜系, 探索“桂派批評”鮮明的風格特征與價值旨歸, 展示其在廣西當地乃至全國具有影響力的批評實踐;再次是文學史研究, 在廣西壯族自治區成立六十周年之際, 曾攀參與主編了《廣西多民族文學經典》, 負責《短篇小說卷》與《中篇小說卷》的編纂工作, 這實際上是對廣西六十年文學的一次文學史梳理, 是廣西的當代文學大系。這種文學史的視野, 使曾攀的廣西文學批評具有更大的公信力。誠如韋勒克所說, “文學史對于文學批評也是極其重要的, 因為文學批評必須超越單憑個人好惡的最主觀的判斷”3。

從文學作品到文學批評, 再到文學史的研究與論述, 曾攀有意識地整合理論、批評、文學史, 以圖對廣西文學進行一種譜系性的建構, 從而將廣西文學研究推向一個新的境界。如此全面地對一個省份的地方文學掃描、深耕, 在當下的批評界還不多見, 讓人耳目一新, 對地處邊陲的廣西文學有了更為全面的認識。廣西是曾攀的故鄉, 也是他有所寄懷與充滿溫情的所在。廣西師大的黃偉林教授曾在《人民日報》刊文, 提到廣西的批評家隊伍, “值得特別指出的是, 文學桂軍中有一個以張燕玲、黃偉林、黃曉娟、張柱林、劉鐵群、陳祖君、董迎春、肖晶、王迅、曾攀為代表的評論家團隊”4。曾攀作為唯一一位80后批評家被提及, 應該說是在他身上見出了廣西文學研究的新面貌, 也寄寓了大家對他更大的期待。

除了在廣西的文學土地中深耕細作, 曾攀的當代文學評論同樣非常精彩。正如前面所述, 他的當代文學批評既有學院派批評的自覺、考究與嚴謹, 同時又不乏頗具個性的靈氣與敏銳, 開始形成我一直深以為然的具有理論支持與學術史內涵的批評風格。曾攀關于當代文學的批評文章, 從純文學到網絡文學, 從文本細讀到理論闡釋, 從作家作品到思潮現象, 均有涉獵, 時有精彩之論。他在《〈寸土寸金〉:作家偏見與文學辨識力》一文中指出, “幾乎所有透過書寫得以彰顯的洞見, 都伴隨著相對的或隱或顯的立場, 意味著深刻的有著內在邏輯的‘偏見’”5。而偏見的存在, 則左右著寫作者的判斷力與決斷力。他評論劉慶《唇典》的文章《百年薩滿的精神圖譜》, 不僅從薩滿文化敘事的文學史角度, 指出“劉慶的這部《唇典》, 既與端木蕻良小說中的壯闊感和歷史感一脈相通, 同時又涵納著蕭紅筆下的那種悲愴的抒情”, 并且從人物的敘事視角、言說姿態, 再到小說建構的語言系統與話語體系, 揭示了一個極為壯闊的薩滿世界。“……現代意識的語言系統與中國民間宗教的戲劇化場景的交匯, 現代的言說姿態與古典的宗教世界再現之間, 不可避免地會產生裂縫, 而彌補這一裂縫的, 便是滿斗的貓眼視角, 以及此一視角觀照下的詭譎多變的語言形態。”6其中的批評和分析, 因此顯得宏闊而精準, 博大且細致, 很好地體現了曾攀文學批評的特點。他論述陳建功的文章《自成姿態的痛與愛——讀陳建功小說》同樣表現出不凡的功力, 文筆非常生動, 推論的邏輯也很明晰, 特別是分析陳建功的小說名篇《飄逝的花頭巾》, 從小說人物秦江與林萍身上, 指出了80年代“一代人的困惑”, 他們“體驗到了前行中的渴望與突進中的彷徨, 內在的撕裂也愈演愈烈”, 思想的開放與精神的自由, 是否能夠真正換來新的自覺, 這是值得重新探討的, “陳建功在小說中, 將人生的爭奪和困境, 往前又推進了一格, 從中可以見出思想解放后的人們在行進中的失衡, 以及在追逐中的放逐;個體生命的整裝待發之際, 新的前程已然展開, 然而其中也凸顯了新的亂淆與未知”。不僅如此, 曾攀還將思想的觸角探至新時期初期的語言層面, 進行了更深層次的討論, “陳建初觸及了歷史轉圜處的語言與觀念、語言與情感以及語言與行為模式之間的隱喻性關聯。其小說以簡約而通脫的語詞, 對繁復而神秘的話語進行簡化、祛魅, 沉入生活深處, 于焉打撈出愉悅而自在的莊重。其中之語言, 在嬉笑怒罵之中, 將隱忍的魂靈, 抽離出受束縛和被捆綁的軀干, 為人性和生命聲張”7。通過小說的人物語言和敘事話語, 揭示隱藏于新時期的風氣與倫理癥候, 不可謂不深刻也。

可以說, 曾攀的文學批評實踐涉獵甚廣, 既立足廣西, 又放眼全國, 既有自覺的宏觀視野, 又在細處鉆研打磨, 既有敏銳的審美感知, 又有深入的理論闡釋, 這些應該是他一直以來所追求的批評視景。斯坦納曾經指出, “文學批評的任務, 就是幫助我們作為健全的讀者閱讀, 以精確、敬畏和快樂為榜樣。相比于創造行為, 這是次要的任務。但它從來沒有這樣重要過。沒有批評, 創造本身或許也會陷入沉默”8。在當下的文學語境中, 文學批評面臨著巨大的挑戰, 如何讓自己的文學批評發揮出斯坦納所說效用, 甚至以文學批評介入“時代的痛處” (斯坦納語) , 這是曾攀以及他們這一代批評家必須思考的問題, 我們對他們寄予著更大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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