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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9-06-14 10:36

魯迅研究自上世紀八十年代, 由王得后, 錢理群, 王富仁, 汪輝, 朱正等一代學人奠定了基礎框架。在我看來主要體現為兩個方向, 一個是對魯迅史料的搜集和校正, 一個是“回到魯迅”的研究立場。

《魯迅全集》 (2005年版) 應當是魯迅研究在史料方面的主要成果之一。目前并無聽聞該版本有何重大的遺誤, 亦無出版新版本的消息, 和十分重大的發現。這或許足以說明魯迅研究在史料方面的工作基本完成。因此在沒有新的有價值的史料發現的情況下, 魯迅研究很難有真正意義上的突破。

“回到魯迅”的研究立場包括兩個維度, 一個是回到作為“人”的魯迅, 一個是回到魯迅的文學作品當中。這兩個維度也是相互輔助的。新時期魯迅研究突破之一, 就是通過重新閱讀和分析魯迅的文學作品, 在思想和方法論層面上, 對既有的魯迅研究觀念和方法提出挑戰。王富仁的《反封建思想的一面鏡子》自是這方面的旗幟性作品。以此為基礎, 以魯迅為思想的方法, 王富仁的魯迅研究以其高度的思辨能力深入到魯迅與中國現代文化的層面。而汪輝的《反抗絕望》則探究魯迅的精神內面的矛盾和痛苦, 以及自覺。在這方面此后的學者有著更為深入且豐富的研究成果。至于魯迅研究在文學方面的其他領域, 如《故事新編》、雜文和散文, 已多有學者觸及, 并取得豐碩的成果。經過三十多年的努力, 魯迅研究無論是外面還是內面, 無論哪個研究領域, 似乎都已經十分完滿了。

基于這兩個趨向, 我們普遍感到當前魯迅研究的困境甚至絕境。因為對已有的魯迅研究成果, 對所塑造的魯迅形象, 我們很難普遍感到整體上的不滿并擁有一種重新述說的欲望, 或者說這種欲望缺乏歷史的現實條件。甚至我們更愿意坐享其成, 將已有的魯迅研究成果作為介入當下中國社會問題和文化問題的一種資源和方法。這樣想來, 無論是主觀意愿還是客觀條件, 似乎都不具備在根本意義上突破現有魯迅研究的可能性, 或者說是我們所期待的那種突破的可能性。

那么, 當前的魯迅研究主要情況如何?據我有限的觀察, 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個是拓展魯迅研究的領域, 涉及到魯迅的藏書、書法、木刻、藏品等內容;一個是開拓海外魯迅研究, 從日本魯迅研究到韓國魯迅研究等, 以至最近在《叢刊》上看到有研究者提出“東南亞魯迅”這一概念的文章;一個是青年研究者依據自己的體驗和認識去解讀魯迅, 這其中主要表現為對魯迅作品的重新閱讀;還有一個是有關于“網絡魯迅”的說法, 大意應該是研究網絡生活中的魯迅閱讀和傳播現象, 對此我并不十分了解, 但也頗有啟發。

其中, 第一和第二個方面無疑拓寬了我們既有的魯迅研究思路, 從藝術領域關注魯迅的審美趣味, 亦可窺探魯迅的思想動向, 也試圖為我們多方面的展現魯迅為人的一面, 例如對魯迅美術思想方面的研究, 如魯迅對珂勒惠支的欣賞和喜愛, 特別是魯迅對木刻藝術的關心, 就特別引人注意;研究魯迅的藏書或許可以在另一個空間提供關于魯迅思想的形成過程。記得之前在中國美術館還有關于魯迅藏書的展覽, 通過這些展覽, 在感性層面上體會魯迅的審美趣味和思想狀態, 都是為了開拓魯迅研究的思路;海外魯迅研究則是將魯迅置于異國文化的歷史社會文化氛圍中予以關照, 構建多方面的魯迅形象。不可否認這樣的研究所取得的成就, 但仍然要說的是, 對普遍思想的活動而言, 這些研究還只是個別性的, 趣味性的, 因而既深化不了既有的魯迅研究, 自然也形成不了挑戰。因此當前的魯迅研究到底是遇到了瓶頸還是天花板?

第三個方面延續著正統的文學研究范式, 通過作品新讀, 試圖獨辟蹊徑地開辟一條具有個性化的解讀以及體認的道路。要實現魯迅研究的突破, 我以為是必然離不開正統的研究方式。但目前的作品新讀到底“新”在何處, 這些所謂的“新”是否是真正的新, 還是僅僅為了標新立異, 或牽強附會, 或僅僅是某個有趣的視角, 我的觀察有限, 不可妄下斷論。根據我所接觸和了解的, 認為這種研究的個人化意味更重。研究者們憑借自己的閱讀經驗, 和對現實生活的感受體驗, 表達對魯迅文學、思想和精神的認知。這種認知是否對既有的魯迅研究形成某種意義上的突破, 又是否在青年一代學者之間形成某種程度上的共鳴和共識, 不知道目前是否存在這種跡象。這是值得期待的。但與新時期魯迅研究中的作品研究不同, 當下的作品新讀似乎缺乏必要的文化意識形態背景。這是歷史局限性所致。或者說, 我們當下文化意識形態決定了我們當前魯迅研究的這種個人化現狀。

至于第四個方面“網絡魯迅”, 大概是有感于現代網絡的生活方式對文學和社會、政治、經濟以及文化等多方面的影響。“網絡魯迅”作為對這些影響的一種解讀方式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之中。這給我帶來的啟發是, 當前魯迅研究不僅是需要多學科的介入, 已經不是局限于書齋的學院式的學術領域, 更是呼喚現實的實踐活動。要突破魯迅研究的個人化以及趣味化困境, 或許有待于在現實的實踐的活動基礎上在某些方面在某種程度上形成某種共鳴和共識, 并具備了新的視野。因為從本質上講, 魯迅的文學、思想和精神不單純是個學術問題, 更是個實踐問題。離開了實踐的基礎談論魯迅, 難免會陷入空洞、無趣, 以致無聊。因為當我們談論魯迅并研究魯迅的時候, 其實是包含著某種特殊的期待的, 這期待也是由于魯迅本身在現當代歷史進程中的特殊性決定的。

我也注意到有許多學者努力發揮魯迅對歷史現實的功用, 如譚桂林、汪衛東等學者試圖以思想文化為線索, “從思想史的角度清點、整理、發掘和重新解讀魯迅這一民族精神象征和文化符號與20實際中國的聯系”, 讓魯迅重新回到民族的現實生存中去。這些研究主要針對的是自90年代以來魯迅被娛樂化、商品化、庸俗化, 甚至是價值的相對化的社會文化問題出發的, 是在思想文化層面, 以學術的方式對現實的批判精神的呼喚, 是這一代學人對現實生活的體認的表達方式。而新的魯迅研究者們呢, 將以怎樣方式通過魯迅研究表達對現實怎樣的體認呢?我們這一代新的學人所生活成長的文化環境, 與新時期的學人有著巨大的差別, 我們如何能夠在現實生活中獲得實踐的體認, 以怎樣的方式介入現實生存, 理解民族的文化精神?

突破既有的魯迅研究思路, 跨學科的研究方式也是一種可能。我們習慣了從文學的、文化的、思想的方面研究魯迅, 也十分重視魯迅與政治的關系, 但真正從政治學或政治哲學的角度研究魯迅, 對文學研究者來說相對陌生或隔閡。最近出版的《進化·革命與復仇》便能從政治哲學的視野對魯迅的思想予以系統的研究, 比如在一系列的文學論爭中涉及到政治道德的基礎問題, 都是歷來的研究視野所忽視或在理論層面上所缺乏的。

而最后要談的是, 當我們都熱衷于創新突破的時候, 往往忽略了對現有魯迅研究成果進行系統地總結。這種總結不是資料上的羅列、分析、論資排序, 而是對已有魯迅研究在核心概念, 研究方法等方面予以整體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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